最近身边频爆真空人,都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毒携带者。想起之前我的俩个哥们也曾在博客里发文驳斥我的观点,一个针对我转发的60年大庆法国卫报记者拍摄的一段阅兵视频,一个针对我批评体制内歌手红歌贺寿的一篇短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具体的社会不公都持同情和批判的态度,一旦涉及国家层面的恶,他们就开始以一副爱国者的面目登场。他们不能容忍个体暴行,却坚定地维护国家暴行。任何批评这个国家的言论都会令他们感到不自在,他们深以做为一名中国人为荣。
冬奥会收尾那天,大山面对镜头用汉语说:我为自己是加拿大人而感到骄傲。这话尽管很中国,但就凭加拿大人在闭幕式上处理问题火炬的方式,大山就有骄傲的资本。如果当初李宁在鸟巢飞檐走壁一周后最终点火失败,那李宁以及整个点火设计团队很可能就是民族的罪人。公共事件出来后,洋人的思维是首先如何补救,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推卸责任。
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造就了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对社会判断上的差异。其实也不是信息不畅,而是真空人选择性地过滤掉了所谓非主流信息。绿坝不可怕,GFW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大脑中的那个过滤软件,这种安装在大脑中的反智程序目的就是让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始终保持跟统治者一样的思维。统治者说世界开满鲜花,我们就会闻到花香;他们说生活无比幸福,我们就会热泪盈眶。而在花香和热泪背后,是良知泯灭、道德沦丧、灵魂无处栖身、生命的尊严消失殆尽。
等我有了孩子,当他对这个世界产生意识,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高贵的物种,无论环境如何严苛、无论利益如何诱人,尊严永远是第一选择。